皇权与绅权(一人推荐一本如何)
资讯
2023-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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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皇权与绅权,一人推荐一本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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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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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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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乡村产业的发展阶段是什么?
一、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一阶段:乡官制模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典型形态是乡里制度,乡官制是乡里制度早期的具体形态与模式,这一时期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
二、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二阶段:由乡里制到保甲制、乡官制到职役制的模式转折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二阶段是由乡里制向保甲制、乡官制到职役制的转折时期,大致为隋唐两宋时期,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至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
三、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三阶段:职役制模式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三阶段是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其乡村治理尽管含有一定的自治因素,但始终没有发展为真正的乡村地方自治。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王权的扩张,乡村社会治理越来越深地受到国家政权的干预和控制,其自治性逐渐消退。鸦片战争以后,在接连不断的内乱外患的打击下,农村社会的权力组织趋向解体,进入20世纪之后,清王朝被迫于宣统五年实行新政,传统的乡里制度、保甲制度被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其后国民党政权虽重拾保甲制,但旋即被新政权以摧枯拉朽之势废止。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乡村治理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的历史变迁,并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主线,结合历朝历代的具体实践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模式与特点。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变迁体现出乡村治理的内在规律,即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治理的介入应当适度,乡村治理不应被过多限制,唯有增强其自治性,方能保持其活力。在当前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尤应注意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权,保障村民自治的自治性。
3. 东南互保的历史意义在哪里?
一、东南互保的历史背景
历史在时间的长河中是连续的,东南互保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历史事件,同样也有着或深厚的、或直接的、或间接的历史背景。离开历史背景,孤立的谈论某一事件过程尚可,但如果要探索分析其意义则困难重重。
东南互保这一事件,简要的陈述就是当年八国联军在剿灭义和团运动时,两江、湖广等南方各省并没有遵从朝廷调遣支持义和团运动,反而在外国列强以及国内买办官僚的牵线搭桥下,达成了一致协议,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并且认为皇室的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东南互保的历史背景就是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剿灭,导致了后来朝廷的西太后、光绪帝西狩。
二、东南互保的传统观点
习惯上,对东南互保的历史意义多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切入:东南互保的积极意义在于地方政府同清政府中央统治的离心离德,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而消极意义则在于对义和团运动采取作壁上观的态度,使得本来声势浩大的一场人民革命很快便遭到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绞杀。
三、义和团运动同历史发展趋势
作为东南互保的直接导火索,义和团运动必须要做一介绍。作为太平天国之后的又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义和团运动除了反对封建统治之外还有着反对帝国主义的重大意义。
清政府末期,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进行宗教宣传之外,传播福音。在宗教历史上,基督教其实是新教,天主教算是一脉相承的耶稣教。新教自由度比较大,对宣扬教化没有太多要求,而天主教则不同,不但要求教民要移风易俗,例如天主教是不准偶像崇拜的,这对中国传统的祭祖风俗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同时,中国男女授受不亲,而做礼拜时,众多男女信众同处一室,又造成了当地百姓的负面猜测;同时,天主教仗着外国政府的势力,要求当地政府为他们建立教堂,甚至拿着康雍时期的地契来找清政府索要当年被查封的教堂。造成了外国教会、政府、民众三方之间的矛盾。并且地方政府迫于政治形势的压力而无奈导致的暧昧态度——在教民冲突的初始阶段,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当地民众,在受到外交方面的压力时,又不得不胳膊肘向外拐——导致了矛盾常常被激化。而凑巧的是,当时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竟然也有着相似的处事逻辑。
教民冲突激化后,义和团运动应时而起,慈禧太后看到所谓的刀枪不入、天神下凡之后,发现这要比花大价钱购买军舰抵御列强来的爽利的多(彼时离甲午海战失败还不到十年时间),加上慈禧对光绪皇帝的软禁、对维新派的镇压,也导致了她和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当慈禧看到义和团运动的声威时,采取了强烈支持的态度,并天真的寄希望于拳民能够沉痛打击列强。但是很明显的是,所谓的天神下凡、刀枪不入、喝符水当做障眼法尚可,真要上战场,特别是面对西方发展相对成熟的热兵器时,他们用生命代价证实了这些都是无稽之谈。看到形势急转直下的清政府,寄希望于地方政府,然而现实再次给了清政府一次棒喝,东南各省竟然采取自保政策,对清政府的诏令视而不见,并且掩耳盗铃式的认为这是矫诏。
四、东南互保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义和团运动确实再一次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高潮,但是,他们并没有先进思想的引导,仍旧是朴素的、初级的革命意识、革命形态。并且,义和团发展到中后期,已经有些走样,成员中鱼龙混杂,有的夹在革命队伍中行盗匪之事;同时,由于革命理性的相对缺乏,对西方采取了盲目排斥的态度,行为极端,对一切西方的文化、技术、自然人都采取了破坏的措施。东南互保,确实是地方政府没有执行朝廷政令,也使得义和团运动没有向南发展。
当时的南方,经过几代开明大臣的经营,在金融、工业、商业等方面都得到了发展,虽然有着列强背景,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在等着中国牛顿这样的基础科学家,不可能再等着历史自我发展的逻辑迎来中国的工业革命,因为当时的中国同西方差距已经太大了。无论是依靠外国人,还是靠购买途径获得发展,这些地方遭到破坏的成本太大,没有先进思想引领的革命可能会造成多年心血、多年积累毁于一旦,我们从那些采取东南互保的高级地方官员中就可以看到这种考虑在内:张之洞、袁世凯,这些人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清朝的开明先进官僚。
再来分析对清政府权威的挑战,加速清政府灭亡这一观点,确实有影响。但是不是什么决定因素,也不会有什么“加速”效果,张之洞、刘坤一这些大臣,都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他们的忠君思想还是比较根深蒂固的,至少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还是能够分清孰轻孰重的。例如刘坤一,就是当年甲午战争中坚决向日本宣战的人。所以,东南互保的意义主要在于,使得当时东南各省的发展基础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不是对义和团运动的否定,恰恰是通过义和团运动昭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需要一种先进思想的引导、凝聚。
我是文史墨客,不当之处,请多指教,期待与您的交流!
4. 费孝通写过哪几本书?
费孝通出版的具体作品按出版社分类,具体如下:
1. 出版在上海生活书店的作品:
① 《初访美国》,生活书店
② 《民主·宪法·人权--民之作》,上海:生活书店
③ 《内地农村》,上海:生活书店
④ 《工党一年》,上海:生活书店
⑤ 《美国人的性格》,上海:生活书店
2.出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作品:
① 《生育制度》,上海:商务印书
② 《社会变迁 重庆》,商务印书馆发行;
③ 《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
3.出版在上海观察社的作品:
① 《皇权与绅权》,上海:上海观察社
② 《乡土重建》,上海:上海观察社
4.出版在北京三联书店的作品:
① 《兄弟民族在贵州》
② 《China’s Gentry(中国绅士)》,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③ 《世界史》(上、中、下),
④ 《访美掠影》
⑤ 《学术自述与反思:费孝通学术文集》
⑥ 《美国与美国人》
⑦ 《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
5.出版在北京人民出版社的作品:
①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② 《从实求知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6.出版在北京其他出版社的作品:
① 《非洲的种族》,北京:商务印书馆
② 《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③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④ 《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⑤ 《费孝通外访杂写》,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⑥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⑦ 《Chinese Village Close-up》,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⑧ 《社会调查自白》,北京:知识出版社
⑨ 《小城镇四记》,北京:新华出版社
⑩ 《Small Towns in China》,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7.出版在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作品:
① 《论小城镇及其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② 《杂写丁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③ 《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④ 《杂写甲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⑤ 《民族与社会》,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⑥ 《费孝通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⑦ 《人的研究在中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
⑧ 《费孝通社会学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8.出版在苏州大学出版社的作品:
① 《芳草天涯》,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② 《言以助味》,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③ 《逝者如斯-费孝通杂文选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9.出版在境外的作品:
① 《中国农村四细密画》,日本:日本研文出版社
② 《生育制度--中国的家庭与社会》,日本,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
10.出版期刊的主要论文:
① 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 《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3 期
②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 《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③ 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 《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3 期
④ 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 期 1-1-93
⑤ 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 《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 第5 期
⑥ 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 《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1 期 1-1-94
⑦ 略谈中国的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 期
⑧ 关于人类学在中国, 《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 期
⑨ 论中国小城镇的发展, 《读书》1995年第8 期
⑩ 家底实创新业--再访温州, 《了望》1995年第5 期
5. 汉明的分封制和秦的郡县制哪个比较好?
提到汉代的分封制,肯定会提到“七国之乱”,这一事件一直以来都是历史课本上抨击分封制最有利的例子,后人研究历史,有时候就会想当然的把 “七国之乱”这些诸侯叛乱时间定论为分封制产生的恶果。人们爱说秦朝吸取西周教训废除分封,那么我想以刘邦的智慧和他所处的时代,是不可不知道西周的教训的。但他依旧坚持分封,这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而且从它历史发展来看,他所推行的分封制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在众多刘姓诸侯王的配合下,诸吕被一举铲除了。而在七国之乱中,汉景帝的亲弟弟第梁王刘武坚守住叛军西进的要道,为周亚夫的反击赢得了时间。可以说没有刘家兄弟的联手,汉朝是不可能迅速巩固的。
南朝时不时的大杀宗亲,导致外姓轻总能轻而易举的篡权;唐代废除分封制,不仅没有挡住安史叛军的势如破竹,也没有阻止中后期以来藩镇割据的出现。由此可见,不推行分封制未必能够阻止分裂,甚至还会导致灭亡。
推行分封制或者部推行分封制,都有好处又都有坏处。而是好还是坏的关键,还是在于中央最高统治者的手腕,起码刘邦时期推行分封制就没有事,起码景帝时期分封制出现了问题还能被迅速平息。所以还是不要对于一项制度下太绝对的判断,不要总以为现代人能看出来的问题古代人就会笨的看不出来,要知道任何一项制度的推行于产生,都是会经过一翻深谋远虑的。
6. 为什么明朝在阉党魏忠贤手里没有灭亡?
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伴于太监,这就是治世皇帝的履历。所以,你别指望崇祯能够成为唐宗宋祖类的
那么,治世皇帝就没有牛人吗?
当然有,但崇祯肯定不是。他的资质不能说差,但只能说一般。不要说唐宗宋祖,崇祯哪怕能有唐宪宗李纯的手段,大明也不会亡在他的手里。
那么,治世皇帝能干什么?
归根结底就三件事: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
唐宪宗任用了裴独、武元衡这两个强势宰相,这就是搭班子。裴独、武元衡统统是晁错型的人物,帮着宪宗皇帝玩命削藩,这就是定战略。战略要落地,就得找到具体的担当人,也就是谁去干活。大唐宗室、名将之后李愬去干。对于李愬,宪宗一朝用人不疑,什么大仗硬仗都派他去。到了宪宗的儿子穆宗朝,李愬仍是大唐股肱,只是死得太早。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
元和天子就是唐宪宗。李商隐将其喻为轩辕、伏羲大帝,肯定是在拍马屁。但不可否认,大唐昙花一现的中兴,就是在宪宗朝出现的。
而崇祯皇帝有这种手腕吗?
别说他比不上唐宪宗,连他的哥哥明熹宗朱由校也比不上。朱由校又是做木匠、又是炼仙丹,就是这么折腾,也没把大明玩死。
崇祯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搭班子。但明朝这个班子,就没法像唐朝那么搭,所以崇祯学不了唐宪宗。
这是老祖宗朱元璋给后世皇帝们埋下的隐忧。宋朝防武将但不防文臣,而明朝连文臣一起防。朱元璋把宰相制度给废了,整个朝堂上就没有一个人能威胁皇权了。但凡事看两面,因为都是双刃剑,所以你解决一个麻烦肯定会制造一个新麻烦。没有宰相的大明皇帝,也就没有人能帮助他了,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于是,这就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果:皇帝您就要自己亲自把这个班子搭起来吧。唐宪宗任命两个宰相,然后大唐朝廷的班子就搭起来了。至于其高级官僚,是你们两个宰相的事情,皇帝没工夫管,也不想管。只要两个宰相不打架,唐朝的文武百官就别想搞党争。谁敢搞,不用皇帝动手,宰相就能把闹事的全办了。
然而,崇祯皇帝就是任命一群内阁大学士,也搭不起班子来。因为大学士跟宰相没法比,权力上差了好几个数量级。
关键是这时候的明朝官场,因为党争太激烈,你都找不到好人。东林党和籍贯党,早就掐得你死我活。党争不是坏事,要是没有党争,大明皇帝肯定会被架空。但明朝的党争已经发展到了全面系统化作战。以京察为重武器、以弹劾为轻武器,权力斗争一直是“战争”级的存在。战争之下,谁也不问:你是不是忠臣还是奸臣,就问:你是哪个党。
所以,明朝皇帝们彻底玩不转了,从万历开始,就已经被大臣们给整服了、也整懵了。满朝文武,皇帝不仅找不到朋友,而且连个干活的,也找不到。
最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熊廷弼与王化贞的经抚不和。这两个人在辽东前线掐的你死我活,女真人杀过来了,还在互相告状。
辽东彻底丢了,明熹宗也彻底怒了,索性抓起来一起杀掉。木匠皇帝的心性应该是相当沉稳的。你可以观察身边的各种技术痴,虽然不通人情,但脾气一般不坏。原因就是这些痴人满脑子装的都是自己的“大事”,没空跟你搞关系斗争。
而明朝的大臣,却有这种本事,能把木匠皇帝逼得杀人。关键是熊廷弼这个人,早年经营辽东是有大功的,要能力有能力、要勇气有勇气。结果呢?杀了还要传首九边,传首九边完了,还要追缴脏银。大臣们非说这家伙贪污了十七万两白银的军费,后来又传成家产过百万。所以,熊廷弼的子嗣也没什么好结果,被各级官吏穷追猛打,非要把贪污的银子给收回来。这就是大明的权力斗争,杀其人、毁其名,还要殃及子孙。
但,这个班子就没法搭吗?
当然有办法,因为你是皇帝啊。崇祯完全可以学他哥哥明熹宗朱由校。
除了熊廷弼一事,大明官场还有各种乌烟瘴气。所以,熹宗皇帝彻底失望,就是不能再用你们这帮人了。于是,魏忠贤这个九千岁横空出世。但你别以为魏忠贤在台上折腾了多少时间。
公元1621年以前,魏忠贤还在惜薪司搞工程;公元1621年之后,他才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殿。但这时候,魏忠贤还不算大权在握。还要再等到公元1623年冬,魏忠贤开始提督东厂,这时候才算大权在握。然而,公元1627年,天启帝就死了,紧接着阉党被集体清算。所以,魏忠贤呼风唤雨,也就三年时间。
总共三年时间,你真心不能说存在一个魏忠贤时代。所以,明朝在魏忠贤手里没有亡国,这个命题就不能成立。就三年时间,对于两百多年的大明朝,就是九牛一毛。
但魏忠贤这个人很重要。因为天启帝给官僚士大夫这潭死水里注入了一股新鲜力量。你起码得把这潭死水给搅和起来吧,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伙人斗得有你没我。
明朝的权力架构,可以概括为:皇帝和太监两个个农民,跟大臣们斗地主。到魏忠贤掌管东厂,可以说太监这个农民抓了一手好牌。于是,皇帝收拾大臣,就要顺手多了。
魏忠贤和太监们,对大明有功吗?肯定也不能这么说。太监只是正常权力秩序之外的旁门左道。大明亡国的时候,李自成从北京城里硬抢了七千万两白银。但公侯贵族之家仅占十分之三,太监们竟占了十分之四。所以,大明亡国,太监这只蛀虫比公侯士大夫更可恨。
但是,皇帝治国,要搭班子,却根本找不到搭班子的人。那怎么办?只能皇帝亲自盯着大臣们干活。皇帝一个人自然盯不住,所以就需要帮手,而帮手就是太监。崇祯皇帝也用太监,主要是因为自己也被大臣们搞懵了。朝臣们激烈反对过,但崇祯是怎么说的?
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
简单说,你们这些家伙,但凡能够干点儿正事,我这个皇帝怎么可能用太监当监工。你瞅瞅你们干的各种龌龊勾当,就差把我这个皇帝给卖了花钱花了。
但崇祯用太监,一是用得太晚;二是用得不如他大哥朱由校用的力度大。先看一下,没有太监的大明权力是怎么运作的:
魏忠贤死后,崇祯把各地的镇守太监都给撤了。结果就是将军身边没人盯着了。然后呢?那将军们立即只问敌我、不顾国事的死命掐。袁崇焕端出尚方宝剑,就把毛文龙给杀了。这时候的大明辽东前线,总共两个能打仗的统帅级人物,一个是袁崇焕、一个是毛文龙。两个牛人在一起,肯定互看不爽,却都是对大明有用的人。你皇帝不看着是吧?行,直接给你掐死一个。就是这种队伍,你让崇祯皇帝怎么带?
袁崇焕是英雄,诋毁英雄就是在否定历史。但这里主要是讲明朝的权力运作。后来,袁崇焕还干了一件比杀毛文龙更恶劣的事情。他这个蓟辽督师跟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合计了一下,竟然直接跟皇太极议和了。你别管这么干对不对,但问题是崇祯不知道。两国交兵,打得你死我活。结果,崇祯的前线总司令,居然跟敌人暗通款曲、搞议和了。问题是崇祯一直被蒙在鼓里,他还不知道。后来,崇祯杀袁崇焕,当然是错杀、是自毁长城。但你袁崇焕办的这件事,也就别怪皇帝猜疑了。首先议和没毛病,但不让崇祯知道则是致命的。其次谁去议和都可以,唯独你袁崇焕不合适。国防部迈过总统和外交部,直接组织议和。就这种事,哪朝天子也忍不了。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政治的本质是关系,所以你只能说崇祯的关系攻略玩得不好,带队伍的水平太差。除了死掉一个毛文龙,大明也没啥损失。但损失马上就会出现。
大明的将军们去平定农民起义,怎么就一直平定不了?从王自用到高迎祥再到李自成,明朝的农民起义军越打越多、越打越强。明朝跟唐朝不一样,唐朝的起义军里面掺杂进了大量被裁掉的藩镇军,所以战斗力特别强。大明的剿匪节奏,一直是几百个官军追着几千起义军打。但起义军就是打不死。原因不是起义军打不死,而是将军们就不想打死。打不死起义军,自己才可以一直拿着军费捞钱。到了这种程度,你还能说仅是关系攻略失败吗?
这还是领兵的将军们,而拿笔的文臣也不怎么样。满清突入长城,对北京周边进行扫荡。于是,首辅大臣周延儒出城作战。然后呢?这家伙走到通州就不动了,然后各种吃喝玩乐,任凭清军四处烧杀抢掠。更不要脸的是,周延儒还今天汇报一次大捷、明天汇报一次大捷。而崇祯呢?天天看着前线捷报,傻傻地开心笑。
这就是大明的官僚们,从上到下已经烂透了。崇祯要搭班子,根本找不到人。搭不起好班子,那就搭一个凑合用的。这个凑合用的班子,就是皇帝派太监看着大臣和将军们好好干活。
但这个班子,崇祯死活没能搭起来。崇祯朝也用太监,但没有培养出魏忠贤这种狠角色。所以,搭班子这件事就一直在努力,却一直在路上。内阁首辅换了一拨又一拨,但崇祯的执政班子却遥遥无期。
班子之所以搭建不起来,是因为没人、没队伍。所以,也根本轮不到崇祯带队伍,因为本来就没有。他哥哥天启帝,在朝用奴才魏忠贤、在外好老师孙承宗。孙承宗不买魏忠贤的账,所以被换了。但魏忠贤换的是谁?是袁崇焕,一个比孙承宗还牛的角色。这就是天启帝的队伍。你崇祯的队伍里都有谁?当然有卢象升、有孙传承这种干吏型的角色。但班子搭不起来,政治斗争又太激烈,这些干吏早晚都得在内耗中被玩死。
肯定要问崇祯朝的战略了。崇祯朝的战略自然是收复辽东。但没班子、没队伍,你让谁去执行。而且屋漏又逢连夜雨,因为灾害不断,所以1627年以后,农民起义呈指数级爆发。战略得因时而定,所以崇祯朝的战略就得外复辽东、内剿匪患。这就不是主动战略了,而是被动招架。面对这么复杂的形势,崇祯朝就得重新制定战略,简单说就是:不能内外一起开战。但是,到底是和满清还是王自成,始终就没个准主意。
李自成就要一个陕西王,你封了、我就走,甚至还能支援大明扫匪、打满清。李自成能有这个想法,你得说是从宋朝以来的儒家意识形态发挥了作用。这些人看皇帝就跟看天上神仙一个感觉,所以真没有心思非要灭了明朝、自己当皇帝。而历史上,农民起义而改朝换代的,也没几个。朱元璋是个特例,但主要是蒙古人的统治太粗放。真正能够改朝换代的,往往都是那些贵族和军阀们,这伙人才是最有野心的。
而满清呢?跟小冰河期没啥关系,这伙人在关外放马牧羊搞农耕,也不是不能活。如果满清是因为太冷了,所以必须杀到中原避寒,那蒙古人怎么没从山西杀进来。小冰河的主要影响是气候异常,于是大明内部天灾不断。所以,满清也等明朝皇帝一句话,你承认我也当皇帝,然后我就是大辽、你就是大宋。
所以,无论是内部的农民起义军还是外部的满清八旗,都没有灭掉大明当皇帝的野心。你也可以说有,但野心也是分层级的。他们的野心都没到不灭大明誓不罢休的层级。但是,崇祯的战略呢?没战略,皇帝一个人面对满朝文武百官,大家一起躲在北京城里躺死。而大明也就只能亡在崇祯手里了。
最后总结:
治世皇帝,你别指望能有什么雄才伟略。一般能把搭班子、定战略和带队伍的工作,给完成了,就已经相当不错。
魏忠贤的作用没那么大,主要是背后有天启帝的撑腰。原因是大明的官僚集团已经彻底没治了,天启帝只能在正常的权力秩序之外另找一伙人。
崇祯之所以亡国,主要是因为班子没搭起来、队伍找不到人、战略没有主见。必须要做的三件事,崇祯一个也没有做成。
崇祯也肯定是倒霉透顶的皇帝。因为农民起义在他哥哥天启帝死了之后,才呈指数级爆发。所以,在最该考验班子、战略和队伍的时候,他这个大明皇帝却一件也没做成。
7. 为何古代欧洲统治者常以先人名作为自己名而古中国极少?
为什么古代欧洲统治者喜欢以先人起名,而中国的比较少,这个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和中国、西方之间的社会结构有关系,中国虽然在三代,在中古尤其是魏晋时期是贵族社会,但是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实际上都是笼罩在汉族皇权的统治之下,在唐宋以后,因为整个科举制的出现,所以整个中国皇权加贵族制的社会传统,慢慢向皇权加士绅阶层转变。即足以对皇权产生威胁,延续性极强的贵族消失了,但是很多中小的科举世家成长起来。社会流动性更强,统治集团的社会来源更加多元。虽然在唐以前会有《姓氏录》,在宋代之后会出现家谱,但是这个也仅仅是理学意义上绅权统治而已,本质上还是皇权的延伸,所以并不是特别重视门第和族望和祖宗的血统。但是西方不同,整个西方社会在中世纪时期就好像是一个大家庭,整个英国、法国、奥匈帝国、德国女王或者皇帝之间都是亲戚关系,各种公爵、侯爵、伯爵等都具有很大的权力,其领土是实封的,他们会特别注重血统和家族的传衍,所以会出现家徽这一特殊的现象,所以出现以先人命名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就是中国的人口太多,据不完全统计,可能在宋代末期就已经突破一亿了,百家姓上几百个姓氏根本不足以区分这么多的人口,所以很多古姓到后来都分出很多其他的姓氏。欧洲这些国家在中世纪时期人口不过千万,甚至才几百万、几十万,沿用古姓也不是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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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乡村产业的发展阶段是什么?
一、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一阶段:乡官制模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典型形态是乡里制度,乡官制是乡里制度早期的具体形态与模式,这一时期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
二、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二阶段:由乡里制到保甲制、乡官制到职役制的模式转折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二阶段是由乡里制向保甲制、乡官制到职役制的转折时期,大致为隋唐两宋时期,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至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
三、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三阶段:职役制模式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三阶段是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其乡村治理尽管含有一定的自治因素,但始终没有发展为真正的乡村地方自治。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王权的扩张,乡村社会治理越来越深地受到国家政权的干预和控制,其自治性逐渐消退。鸦片战争以后,在接连不断的内乱外患的打击下,农村社会的权力组织趋向解体,进入20世纪之后,清王朝被迫于宣统五年实行新政,传统的乡里制度、保甲制度被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其后国民党政权虽重拾保甲制,但旋即被新政权以摧枯拉朽之势废止。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乡村治理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的历史变迁,并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主线,结合历朝历代的具体实践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模式与特点。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变迁体现出乡村治理的内在规律,即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治理的介入应当适度,乡村治理不应被过多限制,唯有增强其自治性,方能保持其活力。在当前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尤应注意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权,保障村民自治的自治性。
3. 东南互保的历史意义在哪里?
一、东南互保的历史背景
历史在时间的长河中是连续的,东南互保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历史事件,同样也有着或深厚的、或直接的、或间接的历史背景。离开历史背景,孤立的谈论某一事件过程尚可,但如果要探索分析其意义则困难重重。
东南互保这一事件,简要的陈述就是当年八国联军在剿灭义和团运动时,两江、湖广等南方各省并没有遵从朝廷调遣支持义和团运动,反而在外国列强以及国内买办官僚的牵线搭桥下,达成了一致协议,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并且认为皇室的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东南互保的历史背景就是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剿灭,导致了后来朝廷的西太后、光绪帝西狩。
二、东南互保的传统观点
习惯上,对东南互保的历史意义多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切入:东南互保的积极意义在于地方政府同清政府中央统治的离心离德,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而消极意义则在于对义和团运动采取作壁上观的态度,使得本来声势浩大的一场人民革命很快便遭到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绞杀。
三、义和团运动同历史发展趋势
作为东南互保的直接导火索,义和团运动必须要做一介绍。作为太平天国之后的又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义和团运动除了反对封建统治之外还有着反对帝国主义的重大意义。
清政府末期,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进行宗教宣传之外,传播福音。在宗教历史上,基督教其实是新教,天主教算是一脉相承的耶稣教。新教自由度比较大,对宣扬教化没有太多要求,而天主教则不同,不但要求教民要移风易俗,例如天主教是不准偶像崇拜的,这对中国传统的祭祖风俗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同时,中国男女授受不亲,而做礼拜时,众多男女信众同处一室,又造成了当地百姓的负面猜测;同时,天主教仗着外国政府的势力,要求当地政府为他们建立教堂,甚至拿着康雍时期的地契来找清政府索要当年被查封的教堂。造成了外国教会、政府、民众三方之间的矛盾。并且地方政府迫于政治形势的压力而无奈导致的暧昧态度——在教民冲突的初始阶段,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当地民众,在受到外交方面的压力时,又不得不胳膊肘向外拐——导致了矛盾常常被激化。而凑巧的是,当时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竟然也有着相似的处事逻辑。
教民冲突激化后,义和团运动应时而起,慈禧太后看到所谓的刀枪不入、天神下凡之后,发现这要比花大价钱购买军舰抵御列强来的爽利的多(彼时离甲午海战失败还不到十年时间),加上慈禧对光绪皇帝的软禁、对维新派的镇压,也导致了她和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当慈禧看到义和团运动的声威时,采取了强烈支持的态度,并天真的寄希望于拳民能够沉痛打击列强。但是很明显的是,所谓的天神下凡、刀枪不入、喝符水当做障眼法尚可,真要上战场,特别是面对西方发展相对成熟的热兵器时,他们用生命代价证实了这些都是无稽之谈。看到形势急转直下的清政府,寄希望于地方政府,然而现实再次给了清政府一次棒喝,东南各省竟然采取自保政策,对清政府的诏令视而不见,并且掩耳盗铃式的认为这是矫诏。
四、东南互保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义和团运动确实再一次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高潮,但是,他们并没有先进思想的引导,仍旧是朴素的、初级的革命意识、革命形态。并且,义和团发展到中后期,已经有些走样,成员中鱼龙混杂,有的夹在革命队伍中行盗匪之事;同时,由于革命理性的相对缺乏,对西方采取了盲目排斥的态度,行为极端,对一切西方的文化、技术、自然人都采取了破坏的措施。东南互保,确实是地方政府没有执行朝廷政令,也使得义和团运动没有向南发展。
当时的南方,经过几代开明大臣的经营,在金融、工业、商业等方面都得到了发展,虽然有着列强背景,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在等着中国牛顿这样的基础科学家,不可能再等着历史自我发展的逻辑迎来中国的工业革命,因为当时的中国同西方差距已经太大了。无论是依靠外国人,还是靠购买途径获得发展,这些地方遭到破坏的成本太大,没有先进思想引领的革命可能会造成多年心血、多年积累毁于一旦,我们从那些采取东南互保的高级地方官员中就可以看到这种考虑在内:张之洞、袁世凯,这些人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清朝的开明先进官僚。
再来分析对清政府权威的挑战,加速清政府灭亡这一观点,确实有影响。但是不是什么决定因素,也不会有什么“加速”效果,张之洞、刘坤一这些大臣,都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他们的忠君思想还是比较根深蒂固的,至少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还是能够分清孰轻孰重的。例如刘坤一,就是当年甲午战争中坚决向日本宣战的人。所以,东南互保的意义主要在于,使得当时东南各省的发展基础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不是对义和团运动的否定,恰恰是通过义和团运动昭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需要一种先进思想的引导、凝聚。
我是文史墨客,不当之处,请多指教,期待与您的交流!
4. 费孝通写过哪几本书?
费孝通出版的具体作品按出版社分类,具体如下:
1. 出版在上海生活书店的作品:
① 《初访美国》,生活书店
② 《民主·宪法·人权--民之作》,上海:生活书店
③ 《内地农村》,上海:生活书店
④ 《工党一年》,上海:生活书店
⑤ 《美国人的性格》,上海:生活书店
2.出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作品:
① 《生育制度》,上海:商务印书
② 《社会变迁 重庆》,商务印书馆发行;
③ 《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
3.出版在上海观察社的作品:
① 《皇权与绅权》,上海:上海观察社
② 《乡土重建》,上海:上海观察社
4.出版在北京三联书店的作品:
① 《兄弟民族在贵州》
② 《China’s Gentry(中国绅士)》,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③ 《世界史》(上、中、下),
④ 《访美掠影》
⑤ 《学术自述与反思:费孝通学术文集》
⑥ 《美国与美国人》
⑦ 《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
5.出版在北京人民出版社的作品:
①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② 《从实求知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6.出版在北京其他出版社的作品:
① 《非洲的种族》,北京:商务印书馆
② 《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③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④ 《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⑤ 《费孝通外访杂写》,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⑥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⑦ 《Chinese Village Close-up》,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⑧ 《社会调查自白》,北京:知识出版社
⑨ 《小城镇四记》,北京:新华出版社
⑩ 《Small Towns in China》,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7.出版在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作品:
① 《论小城镇及其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② 《杂写丁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③ 《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④ 《杂写甲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⑤ 《民族与社会》,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⑥ 《费孝通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⑦ 《人的研究在中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
⑧ 《费孝通社会学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8.出版在苏州大学出版社的作品:
① 《芳草天涯》,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② 《言以助味》,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③ 《逝者如斯-费孝通杂文选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9.出版在境外的作品:
① 《中国农村四细密画》,日本:日本研文出版社
② 《生育制度--中国的家庭与社会》,日本,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
10.出版期刊的主要论文:
① 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 《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3 期
②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 《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③ 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 《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3 期
④ 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 期 1-1-93
⑤ 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 《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 第5 期
⑥ 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 《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1 期 1-1-94
⑦ 略谈中国的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 期
⑧ 关于人类学在中国, 《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 期
⑨ 论中国小城镇的发展, 《读书》1995年第8 期
⑩ 家底实创新业--再访温州, 《了望》1995年第5 期
5. 汉明的分封制和秦的郡县制哪个比较好?
提到汉代的分封制,肯定会提到“七国之乱”,这一事件一直以来都是历史课本上抨击分封制最有利的例子,后人研究历史,有时候就会想当然的把 “七国之乱”这些诸侯叛乱时间定论为分封制产生的恶果。人们爱说秦朝吸取西周教训废除分封,那么我想以刘邦的智慧和他所处的时代,是不可不知道西周的教训的。但他依旧坚持分封,这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而且从它历史发展来看,他所推行的分封制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在众多刘姓诸侯王的配合下,诸吕被一举铲除了。而在七国之乱中,汉景帝的亲弟弟第梁王刘武坚守住叛军西进的要道,为周亚夫的反击赢得了时间。可以说没有刘家兄弟的联手,汉朝是不可能迅速巩固的。
南朝时不时的大杀宗亲,导致外姓轻总能轻而易举的篡权;唐代废除分封制,不仅没有挡住安史叛军的势如破竹,也没有阻止中后期以来藩镇割据的出现。由此可见,不推行分封制未必能够阻止分裂,甚至还会导致灭亡。
推行分封制或者部推行分封制,都有好处又都有坏处。而是好还是坏的关键,还是在于中央最高统治者的手腕,起码刘邦时期推行分封制就没有事,起码景帝时期分封制出现了问题还能被迅速平息。所以还是不要对于一项制度下太绝对的判断,不要总以为现代人能看出来的问题古代人就会笨的看不出来,要知道任何一项制度的推行于产生,都是会经过一翻深谋远虑的。
6. 为什么明朝在阉党魏忠贤手里没有灭亡?
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伴于太监,这就是治世皇帝的履历。所以,你别指望崇祯能够成为唐宗宋祖类的
那么,治世皇帝就没有牛人吗?
当然有,但崇祯肯定不是。他的资质不能说差,但只能说一般。不要说唐宗宋祖,崇祯哪怕能有唐宪宗李纯的手段,大明也不会亡在他的手里。
那么,治世皇帝能干什么?
归根结底就三件事: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
唐宪宗任用了裴独、武元衡这两个强势宰相,这就是搭班子。裴独、武元衡统统是晁错型的人物,帮着宪宗皇帝玩命削藩,这就是定战略。战略要落地,就得找到具体的担当人,也就是谁去干活。大唐宗室、名将之后李愬去干。对于李愬,宪宗一朝用人不疑,什么大仗硬仗都派他去。到了宪宗的儿子穆宗朝,李愬仍是大唐股肱,只是死得太早。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
元和天子就是唐宪宗。李商隐将其喻为轩辕、伏羲大帝,肯定是在拍马屁。但不可否认,大唐昙花一现的中兴,就是在宪宗朝出现的。
而崇祯皇帝有这种手腕吗?
别说他比不上唐宪宗,连他的哥哥明熹宗朱由校也比不上。朱由校又是做木匠、又是炼仙丹,就是这么折腾,也没把大明玩死。
崇祯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搭班子。但明朝这个班子,就没法像唐朝那么搭,所以崇祯学不了唐宪宗。
这是老祖宗朱元璋给后世皇帝们埋下的隐忧。宋朝防武将但不防文臣,而明朝连文臣一起防。朱元璋把宰相制度给废了,整个朝堂上就没有一个人能威胁皇权了。但凡事看两面,因为都是双刃剑,所以你解决一个麻烦肯定会制造一个新麻烦。没有宰相的大明皇帝,也就没有人能帮助他了,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于是,这就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果:皇帝您就要自己亲自把这个班子搭起来吧。唐宪宗任命两个宰相,然后大唐朝廷的班子就搭起来了。至于其高级官僚,是你们两个宰相的事情,皇帝没工夫管,也不想管。只要两个宰相不打架,唐朝的文武百官就别想搞党争。谁敢搞,不用皇帝动手,宰相就能把闹事的全办了。
然而,崇祯皇帝就是任命一群内阁大学士,也搭不起班子来。因为大学士跟宰相没法比,权力上差了好几个数量级。
关键是这时候的明朝官场,因为党争太激烈,你都找不到好人。东林党和籍贯党,早就掐得你死我活。党争不是坏事,要是没有党争,大明皇帝肯定会被架空。但明朝的党争已经发展到了全面系统化作战。以京察为重武器、以弹劾为轻武器,权力斗争一直是“战争”级的存在。战争之下,谁也不问:你是不是忠臣还是奸臣,就问:你是哪个党。
所以,明朝皇帝们彻底玩不转了,从万历开始,就已经被大臣们给整服了、也整懵了。满朝文武,皇帝不仅找不到朋友,而且连个干活的,也找不到。
最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熊廷弼与王化贞的经抚不和。这两个人在辽东前线掐的你死我活,女真人杀过来了,还在互相告状。
辽东彻底丢了,明熹宗也彻底怒了,索性抓起来一起杀掉。木匠皇帝的心性应该是相当沉稳的。你可以观察身边的各种技术痴,虽然不通人情,但脾气一般不坏。原因就是这些痴人满脑子装的都是自己的“大事”,没空跟你搞关系斗争。
而明朝的大臣,却有这种本事,能把木匠皇帝逼得杀人。关键是熊廷弼这个人,早年经营辽东是有大功的,要能力有能力、要勇气有勇气。结果呢?杀了还要传首九边,传首九边完了,还要追缴脏银。大臣们非说这家伙贪污了十七万两白银的军费,后来又传成家产过百万。所以,熊廷弼的子嗣也没什么好结果,被各级官吏穷追猛打,非要把贪污的银子给收回来。这就是大明的权力斗争,杀其人、毁其名,还要殃及子孙。
但,这个班子就没法搭吗?
当然有办法,因为你是皇帝啊。崇祯完全可以学他哥哥明熹宗朱由校。
除了熊廷弼一事,大明官场还有各种乌烟瘴气。所以,熹宗皇帝彻底失望,就是不能再用你们这帮人了。于是,魏忠贤这个九千岁横空出世。但你别以为魏忠贤在台上折腾了多少时间。
公元1621年以前,魏忠贤还在惜薪司搞工程;公元1621年之后,他才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殿。但这时候,魏忠贤还不算大权在握。还要再等到公元1623年冬,魏忠贤开始提督东厂,这时候才算大权在握。然而,公元1627年,天启帝就死了,紧接着阉党被集体清算。所以,魏忠贤呼风唤雨,也就三年时间。
总共三年时间,你真心不能说存在一个魏忠贤时代。所以,明朝在魏忠贤手里没有亡国,这个命题就不能成立。就三年时间,对于两百多年的大明朝,就是九牛一毛。
但魏忠贤这个人很重要。因为天启帝给官僚士大夫这潭死水里注入了一股新鲜力量。你起码得把这潭死水给搅和起来吧,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伙人斗得有你没我。
明朝的权力架构,可以概括为:皇帝和太监两个个农民,跟大臣们斗地主。到魏忠贤掌管东厂,可以说太监这个农民抓了一手好牌。于是,皇帝收拾大臣,就要顺手多了。
魏忠贤和太监们,对大明有功吗?肯定也不能这么说。太监只是正常权力秩序之外的旁门左道。大明亡国的时候,李自成从北京城里硬抢了七千万两白银。但公侯贵族之家仅占十分之三,太监们竟占了十分之四。所以,大明亡国,太监这只蛀虫比公侯士大夫更可恨。
但是,皇帝治国,要搭班子,却根本找不到搭班子的人。那怎么办?只能皇帝亲自盯着大臣们干活。皇帝一个人自然盯不住,所以就需要帮手,而帮手就是太监。崇祯皇帝也用太监,主要是因为自己也被大臣们搞懵了。朝臣们激烈反对过,但崇祯是怎么说的?
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
简单说,你们这些家伙,但凡能够干点儿正事,我这个皇帝怎么可能用太监当监工。你瞅瞅你们干的各种龌龊勾当,就差把我这个皇帝给卖了花钱花了。
但崇祯用太监,一是用得太晚;二是用得不如他大哥朱由校用的力度大。先看一下,没有太监的大明权力是怎么运作的:
魏忠贤死后,崇祯把各地的镇守太监都给撤了。结果就是将军身边没人盯着了。然后呢?那将军们立即只问敌我、不顾国事的死命掐。袁崇焕端出尚方宝剑,就把毛文龙给杀了。这时候的大明辽东前线,总共两个能打仗的统帅级人物,一个是袁崇焕、一个是毛文龙。两个牛人在一起,肯定互看不爽,却都是对大明有用的人。你皇帝不看着是吧?行,直接给你掐死一个。就是这种队伍,你让崇祯皇帝怎么带?
袁崇焕是英雄,诋毁英雄就是在否定历史。但这里主要是讲明朝的权力运作。后来,袁崇焕还干了一件比杀毛文龙更恶劣的事情。他这个蓟辽督师跟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合计了一下,竟然直接跟皇太极议和了。你别管这么干对不对,但问题是崇祯不知道。两国交兵,打得你死我活。结果,崇祯的前线总司令,居然跟敌人暗通款曲、搞议和了。问题是崇祯一直被蒙在鼓里,他还不知道。后来,崇祯杀袁崇焕,当然是错杀、是自毁长城。但你袁崇焕办的这件事,也就别怪皇帝猜疑了。首先议和没毛病,但不让崇祯知道则是致命的。其次谁去议和都可以,唯独你袁崇焕不合适。国防部迈过总统和外交部,直接组织议和。就这种事,哪朝天子也忍不了。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政治的本质是关系,所以你只能说崇祯的关系攻略玩得不好,带队伍的水平太差。除了死掉一个毛文龙,大明也没啥损失。但损失马上就会出现。
大明的将军们去平定农民起义,怎么就一直平定不了?从王自用到高迎祥再到李自成,明朝的农民起义军越打越多、越打越强。明朝跟唐朝不一样,唐朝的起义军里面掺杂进了大量被裁掉的藩镇军,所以战斗力特别强。大明的剿匪节奏,一直是几百个官军追着几千起义军打。但起义军就是打不死。原因不是起义军打不死,而是将军们就不想打死。打不死起义军,自己才可以一直拿着军费捞钱。到了这种程度,你还能说仅是关系攻略失败吗?
这还是领兵的将军们,而拿笔的文臣也不怎么样。满清突入长城,对北京周边进行扫荡。于是,首辅大臣周延儒出城作战。然后呢?这家伙走到通州就不动了,然后各种吃喝玩乐,任凭清军四处烧杀抢掠。更不要脸的是,周延儒还今天汇报一次大捷、明天汇报一次大捷。而崇祯呢?天天看着前线捷报,傻傻地开心笑。
这就是大明的官僚们,从上到下已经烂透了。崇祯要搭班子,根本找不到人。搭不起好班子,那就搭一个凑合用的。这个凑合用的班子,就是皇帝派太监看着大臣和将军们好好干活。
但这个班子,崇祯死活没能搭起来。崇祯朝也用太监,但没有培养出魏忠贤这种狠角色。所以,搭班子这件事就一直在努力,却一直在路上。内阁首辅换了一拨又一拨,但崇祯的执政班子却遥遥无期。
班子之所以搭建不起来,是因为没人、没队伍。所以,也根本轮不到崇祯带队伍,因为本来就没有。他哥哥天启帝,在朝用奴才魏忠贤、在外好老师孙承宗。孙承宗不买魏忠贤的账,所以被换了。但魏忠贤换的是谁?是袁崇焕,一个比孙承宗还牛的角色。这就是天启帝的队伍。你崇祯的队伍里都有谁?当然有卢象升、有孙传承这种干吏型的角色。但班子搭不起来,政治斗争又太激烈,这些干吏早晚都得在内耗中被玩死。
肯定要问崇祯朝的战略了。崇祯朝的战略自然是收复辽东。但没班子、没队伍,你让谁去执行。而且屋漏又逢连夜雨,因为灾害不断,所以1627年以后,农民起义呈指数级爆发。战略得因时而定,所以崇祯朝的战略就得外复辽东、内剿匪患。这就不是主动战略了,而是被动招架。面对这么复杂的形势,崇祯朝就得重新制定战略,简单说就是:不能内外一起开战。但是,到底是和满清还是王自成,始终就没个准主意。
李自成就要一个陕西王,你封了、我就走,甚至还能支援大明扫匪、打满清。李自成能有这个想法,你得说是从宋朝以来的儒家意识形态发挥了作用。这些人看皇帝就跟看天上神仙一个感觉,所以真没有心思非要灭了明朝、自己当皇帝。而历史上,农民起义而改朝换代的,也没几个。朱元璋是个特例,但主要是蒙古人的统治太粗放。真正能够改朝换代的,往往都是那些贵族和军阀们,这伙人才是最有野心的。
而满清呢?跟小冰河期没啥关系,这伙人在关外放马牧羊搞农耕,也不是不能活。如果满清是因为太冷了,所以必须杀到中原避寒,那蒙古人怎么没从山西杀进来。小冰河的主要影响是气候异常,于是大明内部天灾不断。所以,满清也等明朝皇帝一句话,你承认我也当皇帝,然后我就是大辽、你就是大宋。
所以,无论是内部的农民起义军还是外部的满清八旗,都没有灭掉大明当皇帝的野心。你也可以说有,但野心也是分层级的。他们的野心都没到不灭大明誓不罢休的层级。但是,崇祯的战略呢?没战略,皇帝一个人面对满朝文武百官,大家一起躲在北京城里躺死。而大明也就只能亡在崇祯手里了。
最后总结:
治世皇帝,你别指望能有什么雄才伟略。一般能把搭班子、定战略和带队伍的工作,给完成了,就已经相当不错。
魏忠贤的作用没那么大,主要是背后有天启帝的撑腰。原因是大明的官僚集团已经彻底没治了,天启帝只能在正常的权力秩序之外另找一伙人。
崇祯之所以亡国,主要是因为班子没搭起来、队伍找不到人、战略没有主见。必须要做的三件事,崇祯一个也没有做成。
崇祯也肯定是倒霉透顶的皇帝。因为农民起义在他哥哥天启帝死了之后,才呈指数级爆发。所以,在最该考验班子、战略和队伍的时候,他这个大明皇帝却一件也没做成。
7. 为何古代欧洲统治者常以先人名作为自己名而古中国极少?
为什么古代欧洲统治者喜欢以先人起名,而中国的比较少,这个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和中国、西方之间的社会结构有关系,中国虽然在三代,在中古尤其是魏晋时期是贵族社会,但是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实际上都是笼罩在汉族皇权的统治之下,在唐宋以后,因为整个科举制的出现,所以整个中国皇权加贵族制的社会传统,慢慢向皇权加士绅阶层转变。即足以对皇权产生威胁,延续性极强的贵族消失了,但是很多中小的科举世家成长起来。社会流动性更强,统治集团的社会来源更加多元。虽然在唐以前会有《姓氏录》,在宋代之后会出现家谱,但是这个也仅仅是理学意义上绅权统治而已,本质上还是皇权的延伸,所以并不是特别重视门第和族望和祖宗的血统。但是西方不同,整个西方社会在中世纪时期就好像是一个大家庭,整个英国、法国、奥匈帝国、德国女王或者皇帝之间都是亲戚关系,各种公爵、侯爵、伯爵等都具有很大的权力,其领土是实封的,他们会特别注重血统和家族的传衍,所以会出现家徽这一特殊的现象,所以出现以先人命名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就是中国的人口太多,据不完全统计,可能在宋代末期就已经突破一亿了,百家姓上几百个姓氏根本不足以区分这么多的人口,所以很多古姓到后来都分出很多其他的姓氏。欧洲这些国家在中世纪时期人口不过千万,甚至才几百万、几十万,沿用古姓也不是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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